2013年，估计是中国嗓门最响的年份，因为所有的“好音”、“强音”都扎堆到了一块儿。

　　几天前，湖南卫视音乐励志秀《中国最强音》公布了陈奕迅、郑钧、罗大佑三位导师，矛头直指《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中那英、庾澄庆、杨坤的阵容。甚至有湖南卫视的工作人员私下叫嚣：“比导师，就让他们（浙江卫视）先脸红。”

　　有没有脸？红不红？这些都只是心理博弈的伎俩。现在的情况是，继2005、2006的“选秀盛世”后，中国的音乐类选秀节目，似乎再次露出了意气横为的模样。

　　隆隆战鼓声中，公众也逐渐辨出了前后两个黄金期的不同。

　　遥望七八年前，音乐选秀的主体，绝对是台上的选手。无论超女、快男还是好男儿，虽然电视台也有玩“提线木偶”的做法，但眼球配置、媒体投射和话题对象，百分之百都是围绕选手来铺成。

　　诚然，吊诡而极具统治力的短信投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生杀大权。但到头来，埋头按短信的粉丝依然是幕后捧哏。屏幕上打出几千几万票的同时，后面还是李宇春、张靓颖们或兴奋或神伤的脸。

　　如今，随着娱乐工业化程度加剧，越来越多的因素介入，主题的关注度逐渐被肢解。以《我是歌手》为例，场下那些内牛满面的观众，都能得到三五秒“插播广告”的镜头。选手不再是全部，观众的具象化反应，也是评判一档节目优劣的杠杆。

　　评委角色的放大化和浓稠化，更是音乐类选秀发展进程中的显著变化。当年最红的评委不过柯以敏、高晓松们，所谓的“脸谱化”，也只是停留在毒舌层面，再无太多延伸段。更不可能像现在各卫视一样，还未出战，就把评委牌摇成了决一雌雄的“大王旗”。

　　看看从去年到今年的评委抢人战，几乎让各剧组伤透脑筋，甚至有传言，某外联导演直接提着现金拜访经纪人，并许下承诺：只要来，我们负责他下半年的个人巡演。

　　这种关注度的拆解，对即将踏上PK台的年轻人来说，不知是“少了压力”还是“缺了动力”。就像好声音的第一代学员，他们站到了风口浪尖上，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密集成长，还来不及祭奠那个迅速消失的“故我”，就被匆忙推到一个新的世界里，重新定义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