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跑西湖时，我常在苏堤上见到九十六岁的楼伯。他腰杆笔挺，衣着整洁，精神很好，每天要绕西湖走5公里，我觉得他才是西湖的代言人。

约定时间登门拜访，楼伯亲自烧了三个菜请我吃：虾、油煎鳊鱼、蹄髈笋干鹌鹑蛋，用杭州话说，“真当”好吃。

深入了解后方知道，楼伯年轻时风度翩翩，和香港影星梁家辉有几分神似。他这辈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乐于付出、待人良善，即便“文革”中被关押批斗，说起往事也是一笑翻篇。

对了，楼伯大名叫楼中民，下面是他九十六岁的人生感言，很值得一读。

苏堤上大多是走路的老杭州人，跑步的新杭州人，还有一些早起的游客。春夏秋冬，雨雪阴晴，我每天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每天有每天的美

屈指算来，我晨走西湖已有10年。

我4点起床，服两粒鱼肝油、一调羹铁皮粉、两勺花粉，两只白煮蛋。5点出门，坐公交车到岳坟，然后走苏堤，翻六吊桥。

苏堤上大多是走路的老杭州人，跑步的新杭州人，还有一些早起的游客。这一趟下来，有5公里。前几年，我走的路还要多，从庆春路的家里直接走到断桥，再坐车到岳坟。

夏天，5点就已天亮，太阳把苏堤照得透亮，里西湖里荷花盛开。春天万物生长，秋天桂花盛开。冬天走西湖，6点天才蒙蒙亮，苏堤人少更幽静。春夏秋冬，雨雪阴晴，我每天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每天有每天的美。

6点20左右，我从苏堤的虎跑路一头出来，穿过马路坐31路，经雷峰塔、净寺、长桥、清波门、钱王祠、涌金门，到庆春路皮市巷下车，步行回家。

到家再吃一碗玉米糊，一只馒头，然后出门去隔壁菜场买菜，摊主个个认识我。回来喝茶，与邻居聊天。10点整，回家准备中饭。

保姆是老阿姨，今年70岁，江西人，名叫张小琴，在我家十三四年了。原来爱珍生病的时候，她来我家当保姆，与我搭把手，一起照顾爱珍。爱珍去世后，我年迈独居，儿女又把张阿姨请回来看顾我。

中午我和阿姨分工，她炒蔬菜，我负责荤菜。荤菜我比她拿手。中午我能吃一碗米饭，晚上只吃大半碗。从前我还喝点小酒，怕痛风，现在不喝了。我有高血压，甜食也只好戒了。除了这些，我没啥忌口。

晚上9点，我准时上床，心里盼着第二天继续走西湖。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爱珍走了，我很悲痛。为了怀念她，我又开始一个人晨走西湖

我虚岁96了。春节时，玄外孙给我拜年：“祝太外公活到100岁！”我没生气，我说：“红包拿去！这个问题不大，我试试看。”

三十多年前，爱珍在世的时候，我和她就有晨练的习惯。每天早上从长庆街的家里出发，步行一段路，搭公交车去植物园锻炼。我们坚持了14年，毛估估我俩走过的路，要超过“两万五千里”。

1994年，我们住了42年的长庆街11号老墙门拆迁，搬到拱宸桥过渡，我和爱珍改成每天早上在运河边散步。1998年，我们搬回长庆街，住进二室一厅的回迁房，一直到现在。

1996年中秋节，爱珍不幸中风，经过治疗，能在家里慢慢走动。但两年后，爱珍不慎摔了一跤，断了腿骨，行动更加困难。2010年5月16日，84岁的爱珍永远离开了我。

爱珍走了，我很悲痛。为了怀念她，我又开始一个人晨走西湖。

2011年至今，除了天气不好和身体不适，我天天早起走西湖，八年又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

儿子的同事莫小米说：“路有多长，寿有多长。”晚辈则说：“太爷爷自从重走西湖后，身体更硬朗了，精神也越来越好，还能经常吃到他从湖边买来的西湖鱼。”

到爱珍9岁，沈宝传就想悔婚，把爱珍要了回去，但她的二叔沈宝生却认为，人要守信，力主践行我和爱珍的婚约

如果爱珍还活着，今年是我们结婚的72周年。这个姻缘，可能是天注定的。

1925年1月10日，我出生在诸暨牌头镇长潭街村。爱珍比我小一岁九个月，六个月时，她父亲沈宝传把她抱给我家做童养媳，外贴20个银圆。当时沈宝传想带全家到绍兴做生意，多一个人是累赘，急于把爱珍“处理掉”，所以愿意倒贴。20个银圆不是小数，当时一个银圆就可以在上海吃两顿西餐。爱珍还没断奶，我大姐刚生了小孩，分点奶水给爱珍吃。

爱珍在我家长到9岁，大部分时间住在十几里外的我大姐家。我和她年纪都小，对“童养媳”懵里懵懂。

后来，我母亲去世，我们家道开始败落。另一边，沈宝传的丝绸生意越做越大，家境明显超过我家。沈宝传就想悔婚，把爱珍要了回去。但要回去后，他也没让爱珍好好读书，反而要爱珍做很多在机器上络丝的活。

1941年，爱珍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此时正值日寇侵略，绍兴沦陷，留在绍兴很不安全。相比之下，杭州是大城市。爱珍的二叔沈宝生在杭州开绸厂，生意很好。他设法弄了两张“良民证”，让爱珍投奔杭州，也让我从诸暨老家来杭学艺。

沈宝生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成全我和爱珍的终身大事。他认为，人要守信，始终力主践行我和爱珍的婚约。爱珍婚前一直住在二叔家里。1947年，爱珍21岁，我23岁，此时抗战已胜利，奶奶发话，年龄到了，可以结婚了。我俩在下城燕子弄沈宅自办喜宴，中午七桌，晚上三桌，每桌价约20元，每人送礼国币1元起步，百位亲友赴宴。结婚前一晚，新娘子住在西湖边的沧洲大旅馆。结婚当天，新郎官用小汽车去接。

解放后，二叔沈宝生将全部资产上交国家，自己成了普通工人。他93岁去世。沈宝生的儿子沈培是漫画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受儿童欢迎的“小虎子”连环画，就是沈培和其他人一起编画的。

爱珍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结婚后，我们生养了4个孩子，两儿两女

我这一辈子都在丝绸厂工作，刚来杭州，我在沈宝生的厂里当了一年学徒，后来他把厂子交给我管理。我清楚记得，我去中山路采购一批五金件，算账时营业员问我是要“内扣”还是“外扣”。

我虽然不太懂，但也知道和“回扣”有关。我大声告诉他：“内扣”、“外扣”都不要，价钱好不好便宜点？

“公私合营”后，我担任过车间主任，我们厂生产的丝绸产品主要出口，厂里三班倒，中午只有半小时，从车间到食堂要5分钟，排队要5分钟，还有20分钟。吃口饭，抓紧抽根烟，就要继续工作了。

有一段时间我还兼任财务。我这辈子有好几次捞钱的机会，但一分钱不要。相反，我还在给纺织工人扫盲的夜校当过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副校长，学校就在皮市巷宗文中学（现杭十中）里，我开开心心干了三年。

退休后我被其他企业返聘，一直做到70岁。

爱珍则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我们一共生养了4个孩子，两儿两女。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孩子正在长身体，爱珍想方设法，请乡下的姑姑送来草籽，又把黑乎乎的番薯粉做成饼，分给孩子们吃。邻居看到后说：“你看你看，爱珍姨娘真当会安排，番薯粉做饼儿，伢儿吃得多饱！”

爱珍还省吃俭用，买回一台“西湖”牌缝纫机。4个孩子的衣裤都有补丁，但用缝纫机踏出来的补丁整齐漂亮。这台缝纫机用了30年，爱珍中风后才送人。

有时10元，有时20元，这是小孩的生活费，也是妹妹们给大姐的“辛苦费”

爱珍的几个妹妹文化程度比她高，但养孩子方面还要向她请教。当时，爱珍妹妹的几个孩子寄养在我家。每月初，邮递员在墙门口喊一声：“沈爱珍！图章！”孩子们马上拿着爱珍的木刻图章飞奔出去，领回一张汇款单，有时10元，有时20元。这是小孩的生活费，也是妹妹们给大姐的“辛苦费”。

1954年，爱珍的四妹美贞在湘湖师范读书，每年春游、秋游都来我家住。美贞成家后，生大女儿也在我家休的产假。我把楼上20平方米隔成两半，一半是美贞坐月子的居室，一半是全家六口人的卧室。

美贞在定海教书，产假期满，我把她和孩子送回定海，火车加轮船走了一天。美贞教了15年书，丈夫远在天津，我家就是他们南来北往探亲的中转站。美贞总是说：“大姐夫中民哥，就是我的亲阿哥！”

1970年美贞生了二女儿，也在我家休的产假。后来她调到天津，一家团聚。我设法置办了一套家具，有八仙桌、方凳、碗橱等，给她托运过去，布置新家。

有一次，我出差路过天津，去看望美贞全家。我亲自到农贸市场挑选了几只又肥又大的湖蟹，美贞的两个女儿到现在还记得湖蟹的美味。

二儿子退休后，在自己家办了一份小报，就叫《家》，两个月出一期，每期出版后，我都认真阅读。这份报纸有块重要内容就是报道我的最新动向

那些年月，也有伤心事。“文革”中，我因为子虚乌有的罪名被批斗，还遭皮鞭抽打。“平反”后，儿女们说起此事气愤难平，我却劝：打人的那人也是受害者。

1966年12月，我读高三的长子楼幼伟在学校值班时因煤气中毒去世。幼伟纯真善良，不仅文章写得很好，当时在给《中国青年报》投稿，而且口琴吹得好、二胡拉得好，文艺方面很是突出。学校为幼伟开了追悼会，同学们哭得都很伤心。

我们全家极度悲痛，但并没有追究学校的责任。当时学校很乱，校长已被“打倒”，平头百姓根本不知道找谁说理去。一个年轻人，就这样白白死了，这是我一生的伤心事。

1971年，二儿子楼时伟去了老余杭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回杭，顶替我在永安丝织厂工作。后来他靠自己努力，到报社当了记者。

二儿子退休后，仿照隔壁人家记账本的习惯，在自己家办了一份小报，就叫《家》，两个月出一期，每期出版后，我都认真阅读。这份报纸有块重要内容就是报道我的最新动向。

2011年9月17日，我的玄孙女出生。我连续两天亲手做鲫鱼浓汤给孙媳妇小姚吃。小姚最爱吃我做的菜，总说：爷爷烧的菜最好吃。

平时我天天下厨，我做的素烧鹅、卤鸭、肉烧蛋、鱼，都是全家人爱吃的佳肴。逢年过节，我还会做老鸭煲、炸春卷、炸响铃，儿子女儿不让我烧菜，我还不高兴。

二儿子隔两天就来看我，他说：“每次去庆春坊父亲那里吃午餐，推门进去就会看到老父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屋里散发着红烧肉的香气、鱼肉的香气。千万别以为我们不孝，老人身体健康、爱下厨，是我们的福气。”

2012年，我的玄外孙在上海出生，我特地做了一大钵头甜酒酿，托小女儿专程送去。

暑假，外孙回杭州，我一早从农贸市场买了两只小雄鸡，火腿慢火炖三小时，再一个人坐公交车，送到10公里外的女儿家，给外孙补补身子。

儿子常感叹：“老父亲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的心宽。心宽的人，对别人好的人，都寿长”

我这把年纪出去走走，除了靠体力，还要靠“斗争”。儿女劝我，我都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脚生在我身上，该走还得出去走。

2015年3月的一天，我上了7路车，车上没空位，我就拄着拐杖，站在通道上。一个急刹车，我突然后脑着地，倒在地上。边上的人连忙将我扶起。

司师傅机听说我已经90多，吓一大跳，连忙送我到117医院检查，头颅和其他部位都还好，只有一些软组织挫伤，医生做了消炎处理。

回家后，我和保姆张阿姨说好，不准告诉别人。儿子来家里吃饭，看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截纱布，就追问起来。我没办法，说出实情。

儿子怕我脑振荡，专门叮嘱保姆，晚上如果我呕吐、头痛，立刻打电话给他。当晚，他将手机铃声调到最大档，一夜未眠，清早又来电话问候。

我说，不要去难为司机，人家又不是故意的。话没说完，司机师傅就拎着水果上门了。我看他忠厚老实，做人蛮有道理，就请他中午吃便饭，请他放心，不要记挂。

2016年，保姆张阿姨的外孙女从老家来杭州，找了个超市收银的工作。小姑娘没地方住，就不请自来，和她外婆挤一挤。儿子发现后，我就和他商量：一时三刻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不如让小姑娘住下来。至于吃，也不在乎多一个人。即便要算，也是算得清的。儿子同意了，说“试住一个月”。

一晃眼，小姑娘在我家住了3年，我就像多了一个外孙女。儿子常感叹：“老父亲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的心宽。心宽的人，对别人好的人，都寿长。”

我对小辈们说：生命在于运动，活着就要积极地生活，你老爸我还年轻

这么多年，和我一起走西湖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开始是爱珍，爱珍走后，是楼上70多岁的蒋师傅、60多岁的老斯。他们现在时走时不走，我有时叫上70岁的保姆张阿姨和我一起走，更多时候一个人走。

有一次，儿子早上睡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原来，我走路时误碰了通话键，把电话打到他那里。

儿子当时心里不知有多紧张，对着话筒喂了半天，也没人回答。再仔细听，是我走路的“嚓嚓”声，还有和别人的说话声。原来虚惊一场！他干脆在被窝里听我的“现场直播”，足足听了半个钟头。

老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也只有亲生子女才敢带90多岁的老头子出门兜风。今年7月，我们一家去临安湍口泡温泉。中饭后，我一个人下到大太阳下的乡间公路散步。

儿子发现我不见了，马上拨通我的老人手机。我说早上没有走，现在走走。儿子命令我立即返回，喉咙有点响。

我在湍口三日，喝茶、聊天、泡温泉，走走乡间小道。难得出去，味道蛮好。我对小辈们说：生命在于运动，活着就要积极地生活，你老爸我还年轻！

路长，是因为心宽

读稿人语 戴 维

如果有谁在清晨六点走过苏堤，可能会遇到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你好！楼伯！”如果你大声打招呼，他会朝你挥挥手。如果你们谈得来，运气好的话，他会请你到家吃他亲自烧的红烧鱼。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乐于付出，待人良善，这就是西湖边的楼伯，九十六高寿的他可能是西湖边坚持晨练最年长的长者了。

坐下来，听楼伯讲他的故事，也不尽然是一笑翻篇，楼伯的回忆录里也有悲伤的情话——“爱珍走了，我很悲痛。为了怀念她，我又开始一个人晨走西湖。”那走了八年的“两万五千里”，写满了一个老者对妻子的思念。我不期然想起《平如美棠》，那是上海一位八十七岁的老先生饶平如在妻子美棠去世后，用画笔讲述他俩的故事。楼中民和沈爱珍，不就是西湖边的平如和美棠吗？

从巧牵姻缘到最终成婚，从少年夫妻到中年丧子，从同进同出到孑然一身，楼伯的爱情故事，平淡从容。讲述的不仅是一个老人的长寿心得，还有他和妻子的人格高光：路长是因为心宽，乐于付出，宽于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