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倒不扶”现象，揭示出近百年来我们道德发展的部分真相，即我们为之骄傲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定的道德缺陷。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体制，文化传统其实比体制更有决定性力量。

特约评论员 刘志权

“摔倒不扶”已经成为困扰国人的经典问题，并不断演绎出种种悲喜剧。好事者戏谑地将它上升到人生的高度：“扶还是不扶，这是一个问题。”老调重弹，并不是炒冷饭，而是因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偏颇。

最通行的批评，是归咎于“当前”的道德滑坡——这似乎也符合我们的切身体验；激进者进而将其与其他社会乱相联系起来，再顺势归咎于“体制”。体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筐”，当然也得为“摔倒不扶”这样的现象负责。这种似是而非的常见逻辑，让我们满足于简单的解释，用感情驱逐理性，既强化了一些偏激的观点，也阻碍了我们从历史经验的细微处获得真正的智慧。

如果着眼于历史经验，“摔倒不扶”的内在逻辑还真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一现象其实早已有之。

1980年，作家王蒙写过一篇小说《风筝飘带》。小说的开头呈现了男主人公扶起一位被撞的老太太，因而被讹上的尴尬场景。小说里，主人公试图辩解自己只是助人为乐，一位旁观者大喊：“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了吗？”于是，“全场哄然，笑出了眼泪。那是1975年，全民已经学过一段荀子，大家信仰性恶论。”

现实主义小说的好处，是能够保存历史情境。如果我们赞同小说是现实的一种映射，这个情节证明了“摔倒不扶”并非“当下”的产物，起码“文革”末期就存在了。

当然，另一些人可能开始窃笑——因为这似乎证明“道德滑坡”从“文革”就开始了。但是且慢，我们还可以找到更早的例子。1933年，鲁迅在杂文中批评说：“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

那么，这一现象能归咎于当时的“体制”吗？好像也不能。因为对鲁迅而言，“经验”其实早得多。在他1919年的小说《一件小事》中，车夫因为带倒了一个破袄向外展开的老女人而停步，“我”嫌他多事，怕他被讹上，而他却毅然扶着老女人走向了巡警分驻所。

历史能给我们智慧。“摔倒不扶”现象，揭示出近百年来我们道德发展的部分真相，即我们为之骄傲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定的道德缺陷。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体制，文化传统其实比体制更有决定性力量。这个观点不是我首创。在《乌合之众》中，勒庞举例说，英国尽管是君主制的统治却是民主的国家，而一些美洲共和国尽管都有共和制的宪法，却表现出典型的专制主义。他的结论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因此也可以理解，自我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为何成为鲁迅毕生关注的两大主题。如果不能抉剔传统文化基因链的缺陷，致力于道德修复，那么各种“主义”，诸多“体制”，都免不了橘逾淮而枳，跌倒于顽强的“摔倒不扶”的现实面前。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