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见到罂粟子，还是我在荷兰求学的时候。先是在面包店里看到裹满黑色小籽的面包。这些籽儿如针头般大小，大概只有芝麻的四分之一，一口咬下去，满嘴咯吱咯吱作响,旋即从舌根传来了坚果般的香气。味道虽不像炒熟的芝麻那样浓烈，后味却很足。到底是什么呢？

    当时我寄住在一对朋友家，夫妇两个都是嬉皮士，这小黑籽儿的来由，得去问他们。 “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女主人见了大笑：“Come on, 这可还跟你们中国近代史有关呢!”她这么一说，我更糊涂了。她并没有直接给答案，而是开始谈起东印度公司，18世纪60年代曾经在印度急速扩张的罂粟种植，采集，然后制成特殊产品，运往中国。“啊，鸦片战争！”我立马脱口而出，难道说我刚刚吃了“鸦片”。想到这儿，我赶紧追问：“有毒性么，会上瘾么？”。又是一阵爽朗大笑：“当然不会，这不是‘鸦片’，而是‘罂粟子’，是有药用价值的保健品呢”。见我仍半信半疑，男主人从剩下的半个面包上掰下一块儿放进嘴里，说：“看，没事儿。”

    的确，罂粟子的收获和鸦片的获取只能二者选其一。只有等到罂粟花结有蒴果,并完全干燥后，才能开粟收获成熟的罂粟子。而干燥的罂粟果壳无法再用来提取令人上瘾的毒液。因此，收获罂粟子就如同杀鸡取卵，取了真正的精华。

    古代的中西方药师都把罂粟当作药材使用。因为它的麻醉功效，在《圣经》和《荷马史诗》里，从罂粟中提取的鸦片被描述为神奇的“忘忧草”。17世纪的英国“鸦片哲人”，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就曾说过：“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 

    唐开元时期的《本草拾遗》是最早记载罂粟的中国药典。宋代医家用来消灾治病都少不了罂粟子和罂粟壳。当时的医生普遍认为罂粟有治疗腹痛，咳嗽，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的功效。民间百姓也深信罂粟壳的滋补功能，拿来煮粥的大有人在。有苏轼诗为证：“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他的兄弟苏辙也曾用“研作牛乳，烹为佛粥”来称赞罂粟子的妙用。

    从此我的美食材料里多了罂粟子这款。慢慢我发现这细小的魔幻般的身影几乎随处可见。撒满罂粟子的贝果和德国面包圈，卷着罂粟子酱的波兰甜蛋卷蛋糕和奥地利饼干，还有新近流行开来的用罂粟子做最后点缀的健康沙拉和三明治。我自己更是不时奢侈地把罂粟子撒在做好的炸酱面和意大利面条上吃。

    聂鲁达有首食谱诗“康吉鳗羹之颂”（Ode to a Caldillo de Congrio）。我最喜欢全诗结尾：“从这一道羹/你便能认识天国。”迄今为止，美食的魔力一次次托举着我飞向天国。但在罗马尼亚美丽的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山区小镇的一次与罂粟子有关的美食经历，绝对是我离天国最近的一次。

    那年4月底和朋友去罗马尼亚滑雪，并得以走遍罗马尼亚全境。在山区里的一间餐厅，我第一次吃到了黑巧克力罂粟子蛋糕。蛋糕外面是厚厚的一层黑巧克力，还有手工抹刀造型的痕迹。用刀切开的时候，蛋糕立刻松软地落在盘子里。看到黑色的罂粟子和奶白色的杏仁粉相间，未曾下嘴就先被笼罩在浓烈的幸福感里。这两样货真价实的原料配在一起，真令人心花怒放。一尝，罂粟子的坚果香气裹挟杏仁粉和奶糖结合的厚实口感，瞬间就把味蕾填满，一口接一口完全停不下来。过后，满嘴香醇，甘甜。恍惚间自觉身轻了“21克”。

    至今，想起那次东欧旅行，总是味觉记忆占先。松木炭火炙烤过的mititei（牛羊猪绞肉辣味香肠），自酿的甘甜水果酒，微酸的乡村面包，还有朋友母亲亲手做的烤甜椒酱像是多幕舞台剧里的众位主角，先后有序玲珑上场。但是这些都比不上那第一口罂粟子蛋糕，那种飞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