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展览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四楼书画馆举办，展至6月30日。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物展品与详实的文献资料，多角度呈现晚清著名学者沈曾植的学术人生，深入探讨其作为“通人”的独特内涵与贡献。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是晚清时期一位杰出的学者型官员。光绪六年（1880），清廷与俄国就归还伊犁问题重新谈判，当时朝廷对边事的焦虑体现在当年的会试策论中，即以“问北徼事”为题。这一年，沈曾植参加会试，主考官翁同龢（1830—1904）阅其卷后极为赏识，批：“观五策，于许书最熟，而于朔方事，历历如数掌纹，淹博无匹。合二三场观，知小学、地舆、经史无不淹贯，洵是通人。”

沈曾植是学者型官员，也是传统的士人。他中进士后，历任刑部主事、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等，宣统二年（1910）辞官归里。清亡后，沈曾植虽以遗老身份居上海，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他却是追求前卫的新潮学者。

策展人表示，此次展览旨在通过对沈曾植这一晚清人物的个案研究，探讨“通”的内涵与意义。在乾嘉时代，学问视野尚局限于传统经史子集，而到了道咸以后，学问开始超越传统领域，追求更广阔的视野。沈曾植正是这一变革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于经、史、诗词、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被誉为 “同光朝第一大师”。今天来看他的“通”，有横跨涉略之广，也暗含其治学之敏锐及方法之通融，更有其通儒、释、道于一体，在义理上企图建构一个圆融世界的努力，使其与这新世界大门已然打开的变革时代产生血脉的关联。

就书法来说，沈曾植书擅各体，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翻覆盘转，跌宕沉雄；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新理自出。晚年是他创作的顶峰时期，取法更为广泛，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沙孟海曾对其评曰：“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

沈曾植藏书颇富，先后积书达30万卷。他收藏碑帖、书画亦为大家，编有《海日楼题跋》，共有跋文269题，480余篇。他书画收藏的精品有文徵明、董其昌、唐寅、刘墉等名家之作。浙江省博物馆1957年接受沈氏后人捐赠，涉及稿本、批校题跋本等古籍碑帖、书画、拓片、沈门往来诗笺信札、海日楼藏简等。浙江省博物馆此次展出的部分藏品，正是来自沈氏后人的捐赠，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丰富了展览的内容，更让我们得以一窥沈曾植的藏书世界与学术追求。

这次展览分五个单元，包括“刑律”“舆地”“佛学”“诗文”“碑帖”等，希望能多角度呈现沈曾植的学术人生，一探其“通”，进而使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他在面对晚清内忧外患之衰世时无可奈何的悲愤与消沉，以及如何寻找经世路途来直面传统向近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