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战后余生的张裕，在党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张裕焕发了新的生命，开始了与共和国共命运的新时代。

毛主席、周总理的“特别指示”

建国初期，张裕面临着技术和人才的青黄不接，恢复生产极其困难。1956年3月，张裕公司向毛主席写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生产情况报告》，报告中涉及到张裕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存在问题、本年工作规划、今后发展意见等方面的内容。报告中特别提到张裕葡萄酒销路的所向问题，我国驻外使团、使节、外国专家、苏联驻军、高级知识分子则为主要供应对象，国家级的大型宴会亦时常用到张裕葡萄酒。由于销售对象的高层次，销售市场相形狭窄，并呈萎缩状等。报告团中所言流露出诸多困惑。

张裕的困难引起了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就是这个报告，让毛主席对以张裕为龙头的中国葡萄酒业做了更深远的思考。毛主席在一次糖酒食品工业的汇报会上，向张裕也向中国葡萄酒业表明： “要大力发展葡萄和葡萄酒生产，要让人民多喝一点葡萄酒。”

而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则指出：“要保持巴拿马（国际金奖）的荣誉！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尽管国家目前还在困难时期……”指令主管部委扶持张裕。9月30日经周总理批准，中央给张裕特批专款65万元用于提高名酒质量、科研和工艺流程的改进。张裕将这笔款子实实在在地用在提高名酒质量的刀刃上。

最早的国宴用酒

如今，在国宴的餐桌上葡萄酒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无论是远道而来的各国元首还是齐聚首都的各界名流，国宴的贵宾们都将醇美的葡萄酒作为相互交流的第二语言。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出现在新中国国宴上的却并非白酒。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闭幕后举行了隆重的晚宴。据记载，在这个新中国首次国宴上，葡萄酒被选作宴会用酒，而张裕则是那个年代唯一能够出现在国宴场合的国产葡萄酒。从那时起，政协宴会搭配张裕葡萄酒就成为了一项约定俗成的惯例，历经60年未变。由此也奠定了国宴用酒“白茅台，红张裕”的双雄地位。

为什么政协宴会如此青睐葡萄酒呢？据业内人士分析，历届政协委员都是当时社会各界的贤达、名流，因此选用优雅、醇厚的葡萄酒更加符合这些人士的交际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宴用酒，张裕不仅活跃在政协宴会的舞台上，而且还伴随国家见证过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如1955年的元帅授勋仪式。

蜚声海外的“白兰地外交”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由于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型会议，为了阐明我国政府对当时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扩大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同时又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团，并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为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在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可以带什么礼物给其他各国代表呢？外交礼物的选择必须遵循极其严格而苛刻的标准——一方面，它的品质要能代表一国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同样不可或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纷纷出谋划策，茶叶、刺绣、瓷器等都被列入考虑范围。直至代表团出发前夜，张裕金奖白兰地被百里挑一，连同中国茅台与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起被送往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

会上，三件礼物都被各国代表赞不绝口。中国茅台无疑显示出中华国酒的地位，金奖白兰地则被认为是洋为中用、珠联璧合的结晶，更有外国代表将金奖白兰地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友好地戏称为 “东方的干邑”和“东方的罗密欧与茱丽叶”。

周总理的深刻用意，显然被与会各国代表心领神会：中国人能够造洋酒，且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日内瓦会议的会刊——《国际杂谈》概括了洋人们的这种赞誉：金奖白兰地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文化的进步。周总理预期的效果果然出现，此举或可称为总理的“金奖白兰地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