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人们喜欢把苏州和杭州相比，这种比较缘自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比喻：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是两座历史、气质、规模非常相似，也非常密切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建立新加坡科技园以后，苏杭的差异开始明显起来，杭州城市的实体经济、工业企业，尤其是外向型经济企业，与苏州拉开了差距。从市级机关出来的我，曾经因此而颇为戚戚。

时间过去三十年，才发现世间万物，尤其是人类行为或者组织行为，无非两个区别：审美取向和效率取向。

这个启示来自苹果。一家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起初为诺基亚做配套，诺基亚手机全球60%的滑轨都是他们生产的。有一天，来了两个苹果公司的人，希望他们为苹果平板电脑设计一款可以一个手指掀开、在任意高度随时停住的显示屏铰链。朋友大惑不解：“为什么要一个手指操作还必须随时停住啊？市场有这样的需求么？”苹果公司的人告诉他，我们的产品必须保证，只有一个手可以活动的人，也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苹果产品。那一年，擅长业绩导向的诺基亚产量大幅度下滑，那家企业因为苹果的订单而保持了业绩的增长。

我发现杭州人有一种秉性：比较迁就自己的性情。如果这个事情要委曲求全，要极大地改变自己的人生和性情，甚至生活，他宁可放弃，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文革后期，社会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温州的资本主义，上海的社会主义，杭州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个人化的，也是集体意识。是由许许多多放任自己的人们，共同营造了杭州城市的这样一种意识和倾向。

如果说，很多温州人做事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上海人做事极端需要平台需要体制，那么杭州人做事，首先希望随心所欲，根据自己性情和理解去做，而不是纯粹为了赚钱，为了拗造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里巴巴不会出现在温州，不会出现在上海。

因为，马云需要在杭州这样宽松的城市文化里，慢慢孵化他的想法和模式。在谈天说地、在海阔天空、在不断地忽悠别人、麻痹自己的环境里，逐步地发展。而温州人哪里等得起？血液和骨子里就是争分夺秒，就是锱铢必较，就是一分钱不嫌少，一千万不嫌多。我策划制作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充分说明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文化，集体共识对于每个人命运的影响。上海人汲取了太多先进思想和模式，永远是高大上的诉求。而现代资本的力量也不允许无比悠闲淡定地孵化思考创新。无数美好的创意因此而胎死腹中，或者半途而废。

所以，创新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一种基于审美导向的选择。审美导向也是价值观导向，而非业绩导向，GDP导向。当然，一个城市的发展是需要综合实力的，而能够把遵从自己的心灵，符合审美规律地发展，才是城市真正久远的竞争力。

（王群力：资深媒体人士，浙江影视集团策划总监。生于杭州，长于杭州。长期关注城市文化现象，对杭州有深厚感情。新浪微博@王群力说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