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专家，清华建筑学院教授、博导，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圆明园研究会会长。主持杭州六和塔维修、雷峰塔重建、珠海圆明新园设计、登封少林寺扩建、北京恭王府修缮等工程，及《天地之中的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编制等工作。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建系，梁思成先生的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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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黛姮看来，圆明园全面恢复绝无可能——那就是造一个假古董——10%的建筑恢复尚可期待。

时间在这里退转了。

圆明园北，紧靠围墙的若帆之阁，清帝国的皇帝乾隆站在此地，远眺园子外的农田。他是在看农田的长势。

围墙内亦是农田，官田，皇家请农民耕种。乾隆明白，墙内公田不如墙外私田，这是人之常情。

若帆之阁是圆明园内一处观农建筑。早在雍正5年，也就是1727年，园内就已有观农建筑：“田字房”。若从上空俯瞰，这“田字房”正是个“田”字，“田”，自然是耕地。后来乾隆给田字房改了个更文雅的名字：澹泊宁静。每年皇帝都要在这儿举行犁田仪式，还说，“父皇万几之暇，燕接亲藩游豫于此。”

作为帝国的命脉，对农业状况的了解，是大清皇帝的必修课。正是初春之际，见农夫田间耕作，微风拂过，愉悦顿生。

这仅见诸文字的前朝画面，从郭黛姮和她的团队（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圆明园景观3D图中，似乎真实地浮现出来：圆明园的晨曦、暮光，微风拂过水面。

这项从2009年开始的工程，名为“再现圆明园”。至今，圆明园3D效果图已经复原了七八十景。在网上搜索关键词，能看到不少。

关于建筑修复，德国东南部的德累斯顿也许是个经典案例：曾是萨克森王国的首都、欧洲最美丽城市之一的德累斯顿，1945年，被盟军进行了一场层层递进的轰炸，“废墟”，是绝对标准的形容。其中也包括此地著名的圣母大教堂。

59年后，圣母大教堂被按照古法重建，尺寸、外貌、材质，依照图片和记忆。优雅的建筑上，醒目的黑色砖块表明了它们的身份和年龄——他们来自轰炸前，德累斯顿人在原地保留了颓垣败瓦，而这些1945年的记忆被嵌入了这座新的建筑。

当然，德累斯顿尚有图片和记忆。

而圆明园所能引发的想象却惊人地苍白——任何一桩相关事件，兽首的拍卖、失落的文物、重建风波，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点：1860年10月那场持续三日不灭的、事先张扬的纵火。

资料的空白，让3D景观复原充满艰难。每一景的复原，需要一系列文字文献、部分保存下来的古代工匠所绘建筑草图、古人写景图、烧毁后的老照片、遗址的勘察、营建技术分析……种种细节的叠合。这个项目，初步计划是十年。

这个项目，可以被看做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复建慢慢进程中的一环。

2009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全面对外开放，但企图在此地寻找帝国昔日荣光的人们依旧在此大失所望：荒丘、横七竖八的石料，或什么都看不清楚的遗址。

关于圆明园复建的争议一直很多。要不要复建？在哪里复建？复建到什么程度？

在郭黛姮看来，全面恢复绝无可能——那就是造一个假古董——10%的建筑恢复尚可期待。在遗址或复原建筑上配以具象化的数字景观作为信息补充。

除了那场纵火留下的伤痕，郭黛姮更期待让普通的人们看到这座曾经最奢华的、总面积相当于4.8个紫禁城、作为帝国中枢的皇家御园当年的景象。尽可能去复原历史丰富的一面，但是，不勉强。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她开始介入古建筑修复领域，主持杭州六和塔维修、雷峰塔重建、登封少林寺扩建、北京恭王府修缮等工程。

20岁时的郭黛姮并没有想过会同古建筑打交道。

她生在1936年那座尚且叫“北平”的古都，住在四合院，读书的中学，当年还叫北京女一中，现在叫161中学——就在紫禁城边上。上体育课做操经常在紫禁城的午门前，因为“场地大”。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清华园，本就是康熙赏赐三皇子胤祉的园子，一度还曾被划入圆明园管辖，到了咸丰才称作清华园。

立交桥、摩天高楼，现代城市元素对于年轻的未来建筑师而言，显得更有吸引力。

当然她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成为梁思成的关门弟子，终生从事建筑史研究和古建保护工作。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清华建筑系的系主任梁思成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名字。

新生入学，见到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系主任的一封致新同学的信。

第一次见到梁思成，亦属偶然。1956年的五四青年节，一班年轻的学生去颐和园，在谐趣园，见到一位老先生正在画水彩，便上去看了。老先生看到年轻人胸前的校徽，便问是那个系的。建筑系？哦，那不画了，去我那儿聊聊天吧。

当时的梁思成正在因中国建筑界“复古主义”的批判而饱受压力，独自住在颐和园谐趣园西北角的曙新楼养病，林徽音已经去世。见到建筑系的年轻人，梁思成显然是欢喜的。让他们看看自己画的画，随口聊几句。

1960年那场毕业前的研讨会，“建筑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对于郭黛姮，是个节点。她的阐述让时任清华建筑史教研组教师的建筑史学家吴焕加认定，这个女孩子适合搞建筑史。

她的论点是：建筑由建筑师的思想决定，而非技术或材料。

对待建筑的态度，是建筑史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几个月后郭黛姮收到通知：留校，进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室，从事古代建筑和园林探究。

同被选中的还有张锦秋，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毕业的第二年，1961年，郭黛姮被选中成为梁思成的助手，协助注释《营造法式》的工作。同为助手的还有楼庆西和徐伯安。

那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作报告，知识分子应该很好地搞科研。报告传到清华，梁思成自三十年代后中断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重新开始。

《营造法式》是一部北宋官方向全国颁发的建筑规范性的典籍。1925年梁思成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父亲梁启超给他寄去一本陶本《营造法式》。梁思成事后回忆，说当时收到这本精美的书，失望和苦恼也随之而来：天书。但也就此激起了梁思成解读《营造法式》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兴趣。梁思成给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李诫，正是《营造法式》的作者，宋代朝廷主管建筑的高官“将作监”。梁从诫后来差两分没考上清华建筑系，当时任系主任的梁思成“不置一词”——这是题外话。

梁启超对孩子们要求的是：要研究专史，而非文人笔下的历史。

在成为助手后的几年中，郭黛姮得到梁思成的言传身教，获益终身。

她曾不止一次提及一段往事：一次随梁思成前往考察河北赵州桥，梁思成指着桥上的栏板雕刻，说，这个雕刻为什么好？你用手摸摸——每一个面都不是平面，都是弧形的，包括桥栏杆扶手的表面——这样的雕刻才能显得饱满。

饱满的除了赵州桥的雕刻，还有梁思成的耳提面命。

梁思成在三十年代就说过，“无论是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蔓不可信的变迁。”这正是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

而回顾郭黛姮曾经一度中断的学术生涯，1965年之前，是作为助手的岁月，在1965年因为运动而中断；直到1976年，她重新回到建筑史领域，彼时梁思成已经过世；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郭黛姮回到原来的教研室。开始上课、搞科研，也把梁思成没做完的事做完。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开始介入古建筑修复领域，主持杭州六和塔维修、雷峰塔重建、登封少林寺扩建、北京恭王府修缮等工程。

她所做的，都是在留下的和消失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细节中寻找历史——而对于细节精确程度的执拗，源头也许来自于当年梁启超的那句“要研究专史，而不是文人笔下的历史”。

3

从考察园林建筑到六和塔、雷峰塔修复工程。这座城市的古建保护中，也有让她遗憾的，比如胡庆余堂。

杭州的钱塘江岸，有六和塔。

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和塔，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次大规模维修，正是由郭黛姮主持的，并此后成为文物建筑保护的样板范例。

当时中国流行的修缮方式，简单粗暴：该换就换。修缮完毕，建筑也就变成了新建筑。

而在对六和塔木构架的残损全面勘察之后，郭黛姮给出的设计方案是以加固、维护为主，工程主要是对与砖塔心脱开的各层屋面，利用钢结构进行加固，修缮漏雨的瓦顶。

这承袭自梁思成的文保理念，也是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的，来自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亦即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原则。

这是郭黛姮进入古建筑修复领域的第一个案例。

十多年后，她主持的另一个标本式案例，是杭州的另一座标本式的塔：雷峰塔。

1924年轰然倒掉的雷峰塔，在近80年后要复建，仅有残毁后的老照片留下，要复建成什么样？

当时大热的方案是在雷峰塔的遗址边上做一个仿老照片中砖塔身的建筑，第一轮民众投票也支持这一方案。但杭州方面讨论再三还是觉得不妥，进行了二轮投票，最终，“以文物保护为前提”的清华方案胜出。

2002年，雷峰塔在原址重建。

人们看到，新塔一层塔基内是残败的古塔砖塔身，雷峰塔的遗址。二层出售旅游纪念品的柜台，塔砖陈列在其中，让人想起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里说的：“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选在原址，是在考察了周边后，认为原址的地理位置最佳。更因为在郭黛姮看来，若在边上建一个塔，该不该叫雷峰塔，都是个问题。

塔形来自宋代李嵩的《西湖图》——这幅山水画的西湖图未必是自古以来描绘西湖笔法最精湛的画卷，但却是最能说明古代西湖全貌的作品。

而新塔身则用了钢结构，内部留出了大空间，塔内还有电梯——但在遗址上复建，要让人看出来，建筑本身并非文物。在讲述曾经的历史的同时，不要同真正的文物混淆起来。至于真正的文物遗址，要让人一目了然——因为在这些遗迹中间，有太多历史的蛛丝马迹。

雷峰塔的复建，成为一个前端的科研案例。而这种在遗址上复建古建筑，所采用的手段是“可识别的、可逆的”这正是威尼斯宪章所倡导的。郭黛姮觉得，可以成为圆明园复建的模式。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来杭州，她到过杭州无数次。从考察园林建筑到六和塔、雷峰塔修复工程。这座城市的古建保护中，也有让她遗憾的，比如胡庆余堂。当年的胡庆余堂在她眼里，是商业建筑和中国园林的完美结合，也是城市建筑里老建筑保留得最好的一个——当时的大井巷，保留了南宋时期街巷熙熙攘攘的味道。可惜胡庆余堂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周边的环境已然不同。

郭黛姮并不排斥新的建筑。在杭州一处很有设计感的私人美术馆里，她很有兴趣地掏出相机，拍摄那些细节。在她看来，作为建筑师，不是非得每处都建成一个人工纪念碑，永远留下去。

“也许我只是历史的一段，过了这段后，又有新的历史了。但我要追求的是，对我这个时代尚存的古代信息，要保护好。”

［记者手记］

有事说事 工作狂人

一个月前，“寻找失落的圆明园”展，她被邀请来杭州讲座。下午被记者团团围住时，她从北京飞到杭州不过几个小时，而且飞行让她不是很舒服。但当聊起圆明园话题时，一个问题，她就说了半个小时，摄影师的肩膀提出了抗议，最后摄影师笑着说，我换个肩膀。记者换了两拨，她神色如故，其间就喝了几口水。

我后来看到一段话，写这段话的大约是她的弟子。说认识郭先生时她已经年过花甲，但仍然是反应敏捷、思路清晰。每次大家一起外出调研时，郭先生见到古建筑便异常兴奋，忘记了疲劳，常常第一个登上山峰或爬上屋顶，令同行的所有后辈颇感惊讶，甚至一位爱读武侠小说的韩国留学生还误以为郭先生身负上乘武功。

有意思的是，就这半个小时的叙述——极少形容词，基本只是动词和名词的连接。信息量极大，各种故事，尽在她脑海里，随便拿出一段就是。

第二天，她去看了雷峰塔，下午又有一个讲座，讲座完了，接着前一天的采访。少抒情，少评论，有事说事。

我注意到那天她的衣服，一件黑色的小西装，远看过去，很冷静的款式。走近时，发现那西装的前襟，有一圈黑色的丝质花边，窄窄的，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