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场路与中山北路交叉口，尽管这里早已没了桥，但杭州人至今仍把这一区片称之为“天水桥”。这里是城市繁华区的核心所在，又是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守城要地，还是丝织产品的交易市场。密匝楼厦之间，穿越车水马龙之时，每次经过这里，我总会想起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沧桑巨变。是的，在杭州，似乎没有哪个区域能像天水桥这样几经变迁，且曾经的变迁是那么的翻天覆地。

孙 侃

1.因佛寺得名，还是因“国之姓望”命名？

古天水桥的确切位置，在体育场路与中山北路交叉口的西侧，即今武林广场电信大楼之地基。始建于宋，单孔石拱桥，南北向跨越小河（市河），桥面由大块青石板铺成，桥两侧有多级台阶。小河与自南而北流至天水桥附近折向西北，流向余杭水门（今武林门）。《咸淳临安志·京城图》载，御街也由此折往西。民国二十五年（1936），小河被填没后，南段成光复路，北段建有民居。

天水桥原名天水院桥，因南宋时附近有佛寺天水院。在历史上，“天水”一词往往指代宋朝，把宋朝称作“天水一朝”是一种尊称。《宋史》载：“天水，国之姓望也。”即宋朝的国姓是赵，今甘肃天水是赵氏的郡望。同时，天水又是嬴秦发源之地，历史上即有“秦赵一家”“秦兄赵弟”的说法。“天水”这一地名的来历，源于一个传说。

据说先前这里“山水灵秀，林木茂密”，但在秦末汉初因天气干旱，田地常常颗粒无收。某日，随着一声巨响，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天上的雨水直接倾泻入裂开的大缝中，形成一湖。人们认定此湖与天河相通，便取名为“天水湖”。此事传到汉武帝耳中，被认为是吉祥之地，汉武帝亲自赐名“天水郡”(原名邽县、上邽县)。赵宋王朝高度认可这一说法，为此而自豪。其时，一些极其重要的庙宇等场所，被冠之以“天水”之名。

南宋时，天水院桥一带已散落有不少重要建筑，也有民居杂陈其间，整体上还是冷僻的城边。清代文人钱琦曾任福建布政使，致仕后居住在天水院桥北的一亩田。“一亩田”为小路名，原址在南湖（今水星阁，又名白洋池）之南，附近有莲社院，院内有古桂，院外是茭白田，田里茭鸡（青蛙）声声，环境幽邃。“池开砚北窗临水，桥近梅东路似村。”（钱琦《归田八首》）他把自己的宅院描绘成背靠城郭，面朝河流，“低窗竹屋得高眠”的清闲幽雅之地，以此感谢皇帝隆恩和天赐福分。

按着钱琦的描述，当时的天水院北，是一个充满野趣的地方，大片的池塘、悠悠的小河令人陶醉。向南望去，可以看到梅东桥（今梅登高桥），中间没有任何阻隔。尽管已在城门内，但屋宇之间的道路完全像是村野小路，通往梅东桥的那条小路更是狭窄蜿蜒，这样的地方，最适合坐着木质的轻便坐车（钱琦诗中的“板舆”）出行了。钱琦生活在清代，清代这一带还是如此一番田园风光，说明这时的城市中心仍在城南。

2.在此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杭城攻防战

元末，由湖北蕲水、黄陂等地的农民为主的红巾军起义，横扫湖北、安徽、江浙等地。至正十二年（1352）秋，红巾军一部由徐寿辉率领，从徽州一路攻打，即将攻入杭城。浙省参政樊时中（字执敬）率兵御敌，在天水院桥与红巾兵展开巷战，樊执敬战亡，令元廷大惊。御敌失败后，杭城沦入红巾军之手。

关于天水院桥上的这一仗，明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余》记叙得十分详尽：“樊执敬，字时中，郓州人。至正十年，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徽饶寇自昱岭犯杭，执敬上马，中途与贼遇，射死贼四人，又逐之，射死三人。贼来愈盛，填噎街巷，且纵火，官兵皆溃，贼呼执敬投降。执敬叱之曰：‘守关吏不谨，汝得至此，恨不碎汝万段，何谓降耶！’奋力斫贼，中枪而死。事闻，赠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封鲁国公。”

清《钱塘县志补》对这一段历史也有记载：樊执敬逐逆贼于天水桥巷，战以死。其妻与子溺于西湖。公死二月，姚园寺僧率杭人立祠于天水院，岁时祭焉。杨铁崖为文记之。清代文人王梧溪有诗赞樊执敬曰：“大参身死岁寒桥，忠血长流愤未消。一片王孙烟草色，岳坟松柏共萧萧。”因为此诗，天水院桥便又被称做“岁寒桥”，以纪念樊执敬。

明宋濂所编撰《元史·董抟霄》则叙述道：樊执敬战亡，杭城岌岌可危之际，朝廷命令江浙行省从征官董抟霄攻取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接着又命令他率军援助江南。董抟霄便率领军队渡过长江，到达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时，得到的消息是从安徽徽州、江西鄱阳过来的红巾军已经攻陷了整座杭城。

此时，行省派遣在军中的官员问董抟霄该怎么办，要不要先让部队休整一下？董抟霄回答：“这些红巾兵都是山野之匪，看见杭城里有这么多美丽的妇女，这么多锦衣玉帛，都是平日里从来没有见过的，肯定是发泄他们的欲望，根本没有时间作守城的准备，这是最适宜我们进攻的时候。”

没有在德清休整多久，董抟霄马上率兵大举进攻杭州，并以凌厉的攻势与红巾军作战。

董抟霄率兵杀到盐桥，有红巾兵守卫在桥上。董抟霄带着一支精兵作为突击队，冲在最前面，他自己连续斩去了多名红巾兵的脑袋，跟着他们的几支队伍也采用夹击之法，把红巾军包围了起来。经过了七次进攻，追杀得红巾兵一直退到清河坊。

在董抟霄率兵猛攻之下，剩下的红巾兵不得不逃入接待寺之中。董抟霄便指挥兵勇堵塞住寺门，采用火焚之法，躲在里面的红巾兵都被烧死，杭州由此重新被收复。

由此可知，在这段发生在元末的杭州陷落及收复之战中，天水院桥成了一处极其重要的军事要地，它的“知名度”也因此而陡升。

3.分布着不少重要的南宋皇家机构

南宋时，天水桥院的桥东已建有皇城司、修内司、纲兵营，桥西有草料场，桥北为省仓上界及六部架阁库，均为朝廷重要设施。宋时的皇城司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主要承担保卫皇宫及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侦查皇帝想知道的任何事情，并单独向皇帝汇报之责。它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皇帝对自己的大臣不信任，他需要一个可以直接听命于自己的权力机构，用来监视自己的朝廷官员。修内司主要掌管宫殿、太庙等修缮事务，管理各类相关工匠。这两个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纲兵营这个机构，说起来相对麻烦些。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那则“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所谓的“纲”就是成批运送的货物，“生辰纲”则是梁中书送给岳父蔡京的生日礼物，价值十万贯。负责押送生辰纲的兵士便是“纲兵”，杨志即是“纲兵”的头目，驻扎纲兵的兵营即为“纲兵营”，位置即在今杭州日报报业大楼附近。不消说，这同样是个让皇帝看重的机构。

而在天水院桥之南，那条依河的御街，为皇帝前往景灵宫、太乙宫“行春孟朝飨礼”的必经之路。与前朝相同，南宋对祭祀活动十分看重，临安城内城外有多处重要的祭祀场所，以作各类祭祀活动之用。今武林路旧称武林门直街、西大街，因路南段有万岁桥，曾一度称万岁桥街。街西多寺院宫观，皇上“行春孟朝飨礼”的景灵宫、太乙宫即位于此地。宋亡后，太乙宫改名长寿寺，明永乐十二年（1414）又更称寿圣寺。南宋时皇帝前往上述两宫，都是沿着御街前行，这段东西向的御街以及天水院桥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明万历十七年（1589）盛夏，台风袭击杭城，猛烈的风雨中，天水院桥、斜桥等六座石拱桥应声而倒。考虑到这些桥梁的重要性，台风过后即修复。也是从明朝开始，南湖（白洋池）周边土地逐渐被豪绅和军营所占据，民居也不断蚕食，水面缩小，到了晚清，周边河道及南湖已不能通航。浙江巡抚不得已下令开凿一条东西向的新横河，贯通武林水门、中河、东河及白洋池。田家桥即是池水跟河水的分界，如今桥已废，地名仍在。这条河西流与小河合流后，即通过天水院桥。

天水院桥之北，今天水巷北侧，靠近今中山北路环城北路口，为小北门，南宋时称天宗水门，即城门是建在河道之上的，与武林水门（原余杭水门）相类似。从天宗水门入城，第一座桥梁即为天水院桥。元末，河道淤塞，水门建成了陆门，加之宋已亡，“天宗”已不存在此座城门便改唤为“小北门”。及至清末民初，小北门一带、天水院桥之西，均为农家菜地，间或有寺庙庵堂，如三义庙、鹿野庵等。据老年人回忆，这里所产的青菜非常美味，葱绿、甜糯，不带渣，霜打雪盖后味道更佳。

叙述至此，已基本弄清南宋以来，天水院桥的来历及景况，尤其是这一区片在杭州城池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城北，即今武林广场以西这一带，南宋以来的天水院桥一直是个中心。

4.兴旺的绵市场，让每个人都穿上纨绫绮绨

天水院桥一带之所以能在南宋以来成为城北之中心，与这里形成了较为繁盛的丝绸市场，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以后，杭州丝绸生产得到长足发展，丝织品的品种更加丰富。唐穆宗长庆二年至四年（822-824）间，担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所作《杭州春望》一诗中，即有“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诗中“柿蒂”一词，说的就是当时杭州盛产的丝绸产品——柿蒂花绫。宋之后，杭州丝织业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在《七述》这部著述中，记述了当时杭州民营丝织业的盛况：“杭故王都，俗尚工巧，……衣则纨绫绮绨，罗绣糓絺，轻明柔纤，如玉如肌，竹窗轧轧，寒丝手拨，春风一夜，百花尽发……”宋室南渡时，宫内不少工匠随之迁杭，带来了精湛的丝绸织染技艺，不少工匠就驻扎在天水院桥东的修内司，或由修内司掌控。

当时，杭州丝绸生产形式分官营与民营两大类。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载：“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这里的“内司”是指皇室所属的丝织工场，而“街坊”则是指民间丝织作坊。官营织造工场主要有续锦院、染院、文思院等，武林门外夹城巷晏公庙的续锦院即拥有织机三百多张，工匠数千人，民间作坊则以家庭及少量雇工为多。《咸淳临安志》载，南宋时期，临安城内军督司巷、仙林桥、二圣庙前、长庆街一带，集中存在着大批民营官丝织作坊，在田家桥北，还出现不少丝行，进而在天水院桥一带形成了绵市场。

明、清时期，杭州丝织业发展更快，家庭作坊遍及全城，时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说。清康熙皇帝在《桑赋序》中曾不无惊叹地写道：“朕巡浙西，桑树被野，天下丝绸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此时，杭州丝织业中，织、染、绣、缂等工艺都已十分成熟，绫、罗、锦、缎、缂丝、纱、缬、绢、等不同的丝绸产品产量极高，丝绸交易市场的兴盛当在情理之中。天水桥因地处城郊接合部，水陆交通均十分便利，与浙北几个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基地往来密切，确为形成绵市场的最佳之地。

《乾隆杭州府志》：茧，出长安。按：杭人爱惜桑叶，有野蚕必豫杜其种，无今所谓茧，今城北天水桥所市，皆绵染刷而成者。长安茧，盖即此类。“”乃粗绸，用废茧残丝纺成丝织的平纹织物。原物低廉，质地厚重，深受下层百姓喜爱，所以有“织绵织线为之者，谓之绵线，土人贵此”一说。这里所称之“长安”，是指今嘉兴海宁市长安镇一带，那里历来是蚕桑之地，丝绸产量亦较大，只是昔时不少作坊工艺上相对落后，产品以平民家庭喜用的粗绸为主，天水院桥绵市场里的大量茧产品，即从长安等浙北地区而来。

清代中期，天水院桥一带居住人口更趋密集，绵市场商贩聚集，所交易的不限于丝织品，各类货品都有，但杭州所产之染色、印色的绵绸，仍是颇受欢迎的名特产品。

5.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文体中心

1929年，当时的政府改大营盘旧练兵场为大操场，拓宽箭杆巷、一亩田、大火弄、小火弄、同井巷等小街小巷，并把这些街巷连成一线，建成了一条东起宝善桥、西至洗马桥（洗马桥西出武林门直街，跨小河，近武林水门）的碎石汽车路。由于这条路东段之北侧，有原俗呼“大营盘”的清之楚军营盘，遂呼“大营盘路”；其中天水桥至洗马桥段，称“江墅路”，两年后，大操场更名体育场，路也统一改称“体育场路”。大营盘路途经天水桥，为了汽车通行之便，桥梁改为平桥。

1959年，体育场路再次进行拓宽拉直，天水桥被拆除。然此时，与天水桥原址东侧已有不少建筑不同，西侧却仍是一片属于潮王大队的菜地，显得十分空旷。1966年起，这里开始建造“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因馆体上方正中塑有红太阳状的毛泽东画像，俗称“红太阳展览馆”。展览馆于1969年建成，馆前的简陋广场占地6万平方米，俗称为“红太阳广场”，为每年国庆游行等重大活动的集结地。1977年，红太阳展览馆改称“浙江展览馆”，第二年，广场更名为“武林广场”。

事实上，即便是在展览馆落成，这一带开始热闹之时，人们仍习惯于称这一片区为天水桥。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杭州剧院在广场西侧破土动工，为此，拆除了这一地块原有的铜井巷，以及近旁的农机厂、拖拉机厂、屠宰厂和一座庵堂。1978年10月，耗资400余万元的杭州剧院建成，其设施之先进，当年在国内可是首屈一指。它的落成启用，使得这一带成为杭州新的文化中心。但人们前往这里消受，还是说“去天水桥广场”“去天水桥剧院看戏”。

后来，今中山北路之东，还建起了西湖伞厂，厂区的北部后来又建起了建设银行大楼。而在这条消失的河流之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里矗立起造型奇特的杭州市游泳健身中心。而在游泳健身中心西侧，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的公交电车场早已拆除，这块一度拟建浙江图书馆的地皮，如今一座庞硕的商贸写字楼“杭州中心”正加紧建设。它将是一座极富时尚感的“地铁上盖建筑”，建成后又将为天水桥片区引来大批人流。是的，天水桥早已没了，但它原址的地下，有多条地铁已经或即将开通，通往四面八方。想拿“沧海桑田”来形容这一带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