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贫富标准线(年收入)：超级大富豪5000万以上；大富豪1000万~5000万；富豪300万~1000万；高产者30万~100万；中产者15万~30万；低产者8万~15万；穷人3万~8万；很穷的人1万~3万；非常穷的人5000~ 1万。”

    “新白领标准：月薪2万元以上；至少有两居室；有至少15万元的代步车……”

    在网络上，这样的段子通常会被疯狂传播。当然，转发的主体一定属于所谓新标准中靠后的几种群体。在非常具象的阶层谱系中，他们得以对照自己的处境，并且能够清晰丈量出与前方目标的差距。对于具备基本大学教育背景和劳动能力的人群来说，中产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实现的路径虽然日益艰难但又似乎可以心向往之，这样的心理预期支撑着他们奋斗，自我勉励、对抗生活。

    虚耗的成本

    田秋最害怕在单位请客吃饭。她就职于北京的一家国企，收入不算很高但稳中渐涨，足以保持宽裕的生活。压力来自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的同事，他们多是其他国企老总的子女，而田秋是仅有的几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员工之一。每天晚上还没到下班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女同事们就已经开始热络起来，商量着等会要去哪里吃饭。这是田秋每天最忐忑的时刻，她既希望能够被邀请，也纠结于要为加入这个圈子付出相应的成本。“跟她们出去吃饭，你不可能一次也不请，至少也要花个好几百，多则上千。”田秋为此而疲累，并且对富人的聚会热情感到不可思议：“光棍节、三八节、生日……只要你能想到的节日她们都会相邀吃饭，任何一个名目都能让她们凑到一起。”最夸张的一次，一个同事的入职一周年纪念日，花了七八千块请客。

    不想换工作，就得融入她们，田秋开始学习礼尚往来。一天下班，她准备请关系较好的一个同事吃饭，没想到对方热情地邀请了其他人，最后“串联”了更多的人。在她们那里，这仅仅是一顿热闹的晚餐，但是田秋脑中反应出的是一张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账单。

    田秋不是一个虚荣的人。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活要求压到了最基本的标准。去年“五一”，原本都已经订好了去杭州旅行的车票，但是看到临近假期便成倍涨价的宾馆，最后还是下决心退了火车票。周围的人几乎都有数套房产、开好车、用名牌，她连羡慕的勇气都没有：“虽然有信心未来一定会更好，但跟她们不能比，起点差别太大了。”她只是不想被边缘化。

    大部分处在中下阶层的人并不会有为“融入富人”而疲于应付的体验，但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为人际支付额外成本的压力。中国社会的人际属性决定了个体、家庭为人脉、人情不得不付出与所处层次相对应的“维护费”。在一个关系即资源的社会生态中，保持和拓展“圈子”似乎已经成为基本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所小城市当英语老师的何佳更是为此不堪重负，每个月的工资不足2000，在当地不算很低，节省一点，完全能够养活自己。让她郁闷的是，学校里的年轻人太多了，隔一小段时间就有人结婚。常常是工资到手没几天，份子钱就已经花出去了一半。

    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正在吞噬中下层人群的财富积累。因为不放心，所以宁可花高价买进口奶粉；怕孩子落后于人，就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为了不out，即便气喘吁吁，也要紧跟消费的导向和潮流，保持对各类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每个人都被社会洪流裹挟前进。食品(行情 专区)安全问题的频发、教育的功利性变形和消费品与身份挂钩的价值取向扩大了社会的非理性，进入了一个用金钱才能买来安全感的时代，无谓的消耗就此形成。中下阶层的生活成本因而变得更高，穷于应付。

    当然，这还不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高企的房价几乎拖垮了每一个中下层甚至中产家庭，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税费的增加、水电费等公共服务的价格攀升，外部经济环境和虚耗的成本叠加，使中下层通过财富积累实现上升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曾根据近年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数据做出了分析。对比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节余有如下特征：第一，即使高收入阶层花费更多，他们依然可以有着比低收入阶层多得多的节余；第二，高收入阶层节余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如果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巨大的话，其节余的差异更令人吃惊。以2005年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拥有了当年所有城市家庭节余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仅仅拥有不到10%的当年节余。

    王天夫说，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更为隐晦与深远。这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机会、制造社会隔离，而且更重要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