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下一代

    社会不平等的传递与延续让大多数身处中下阶层的人更加恐慌，他们从一个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极差中窥到了冷酷的现实：那就是，这种延续已经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不得不做出竭尽全力投资下一代的“理性选择”来抵抗阶层板结的风险。

    翟继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出身于江苏徐州的农村。读书改变了他和自己家庭的命运，1997年，考进了北大法学院，并且读到了博士。他知道，女儿不可能复制自己的轨迹，仅仅借助考学这个跳板脱离一穷二白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起点的高低在一个人的成长和上升中举足轻重，甚至已经压倒了后天的勤力和奋斗。

    因此，翟继光努力地培养自己5岁的女儿。“给孩子花钱就特别舍得，每次去香港出差，都要带回10几罐奶粉。给自己买套西装总是会犹豫，是不是还可以再穿几年。”翟继光说，这是他身边很多人的生活，很多人结婚前花钱慷慨，有了孩子之后都开始在自己身上节衣缩食。女儿还没上小学，但是已经学到了很多特长：轮滑、画画、钢琴。

    “现在很多学校都对特长有要求，家长们也就趋之若鹜。并不是从兴趣出发，主要还是考虑对她以后的升学有好处。”翟继光说，这其中最花钱的是钢琴。“入门级的钢琴一两万就可以，但只能让小孩玩一玩，如果想让她在这方面有所发展，起码要买一个中档的，大概3万左右。考级升高，钢琴也要跟着换，至少要买二三十万的才行。这还只是一笔固定投资，学费的投入也很大。昌平还算便宜的，半小时100块钱，城里的收费是200元。小孩越往上学，学费越高。要想在升学中获得加分，至少要考到钢琴五六级的水平，学到这个程度，没有好几万是不够的。”翟继光算过一笔账，要想让小孩考到9级，学费至少10万元，而且只是请普通的老师教，顶尖的收费更高。

    女儿即将升小学，按照北京的划片，翟继光既可以选择让她在昌平读书，也可以到政法大学位于城里的校本部附近。如果要到城里来，女儿只能上中关村(5.31,0.00,0.00%)(行情 股吧 买卖点)四小，他打听了一下，这个学校虽然比昌平的小学好一点，但在海淀区的排名并不靠前。妻子觉得应该托关系让女儿进更好的中关村一小，这所学校不在政法大学的划片之内，要交高昂的赞助费。而且，如果全家搬到城里，成本太高。权衡再三，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决定让孩子留在昌平。

    田秋有时候也觉得诧异。她认识的人里面，无论经济条件、知识层次高低，每个家庭似乎都围绕着孩子而花钱。亲戚的女儿才读初中，但是雅思、游泳、音乐的各种证书已经拿了一堆。小升初简历上的奖项分量让她汗颜。每周末去亲戚家，她很少能够见到这个表妹，永远都是在学习各种技能和特长。另外一个到北京打工的亲戚，生活刚有好转就开始张罗着为孩子找英语补习班。“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都差不多。”田秋说。尽管不可理解，她也希望自己将来的孩子能够上一个好学校。

    中国传统的“望子成龙”式家庭文化固然根深蒂固，但是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他们把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上升通道的局限归结为自身的起点太低，因此才要奋力把下一代托向肩头，以期在未来的社会结构再造中获得与“官富二代”们公平竞争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