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乌头 杭州·中山北路（北纬29°11′-30°33′）

“说到底，年货体现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需求，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需求也在经历变迁”

对于中国人来说，“岁末年终”，通常意义上并不是指元旦来临之前。新年的钟声仅仅只是咱们春节临近的起床号，及至公司尾牙、单位年夜饭时，才是《威廉·退尔序曲》里最后冲锋似的那段节奏。

想想往年春运前的各种抢票神器APP后面，也如同千军万马一般，开闸抢票之时，大概也是可以配上这段背景音乐的。

而一年到头，似乎人人都必须来个盘点和备货，之后才能再起承转合地继续前进。

只是不知道，大过年的，你为家人精心挑选的年货，是不是又换回了一句：“怎么又买这种没用的？”

啧啧啧，每每听到这句话，年轻人只好一边保持微笑一边化身人肉说明书，给家人讲明白扫地机器人、智能电视的用处，再把各种智能电器的新功能一一展示，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的年货扳回一局。

可能对于长辈来说，这些新鲜事物原本不属于年货的范畴。不过，当我们跟随年货的脚步追溯过去便可以发现，年货本身其实一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更新。

虽然仍旧逃不过吃、穿、用的大范畴，但每一年，我们都吃得更讲究，穿得更好，用的东西也更加方便智能。在新年之际，回顾这些年发生在年货上的变迁，我们便不得不感叹，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年货这件事上被一一放大。

还记得作家王小妮曾记录过上世纪70年代一个普通城市家庭领到的春节年货票证：两瓶啤酒、半斤水果糖、一只冻鸡、一条冻鱼。

就这分量，就算是两个好友叙旧小酌的家常便饭，两瓶啤酒还得精打细算着喝，这一顿饭都不能吃个痛快，更别提一顿丰盛的年饭了。

而每逢年节，我爸时不时提起的年货往事中，于他羁绊最深的，便是那一碗扣肉，“从年三十，到年初十，同一碗扣肉得无数次地被放入大锅内蒸熟，端上桌子的最中央，再‘完好无损’地撤下去，这可是一碗‘门脸菜’呀”，无论是前来拜年的客人，还是主人家，都不会轻易动一筷。

不过，在挨饿和挨打之间，我爸也曾好几次“不懂事”地选择了后者。

在那个物质并不富饶的年代，“年货”就是“吃货”，就如同王小妮说的，“现在有人嘲笑吃货，可吃货才是我们最深厚的传统。”

到了新年，另一样必备的年货就是新衣服了，诗人海桑的那首诗，只短短几句就道出了新衣服在年货中的地位：一个人穿新衣服/是去走亲戚的/一家人穿新衣服/是娶媳妇的/大家都穿新衣服/就是过年了……

在新年的新衣服上，我们同样度过了凭票供应的时代，而凭票换取的可不是现成的衣服，而是布料，这种DIY的传统，在二十多年前还是许多人新衣服的主要来源之一，多少人的春节，是穿着妈妈亲自织的新毛衣度过的啊。

至于那个过程，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绝对堪称奇迹，我怎么也闹不清楚书上复杂的花样纹路是怎样织到毛衣上的，甚至都无法确定刚刚织出来的那部分，到底是袖子，还是领口？可就这么的，一件新毛衣准会在新年之前穿到我身上。

到了今天，DIY的新衣服早就不在人们的年货清单上了，在越来越开放的商业环境中，人们对于消费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新年前买一件新衣服，除了布料和工艺之外，品牌、款式更是重要考量点。

而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1984年的一场奥运女排决赛引得男女老少们到巷子里一同观看，一台小电视机时不时漫天雪花，人们你推我搡间好不热闹，这街坊老少的共享电视也可谓初代共享经济了。

在那个商品经济的开关刚刚被打开的时代，关于冰箱、电视、洗衣机的最初记忆，多少也和春节相关，很多家庭都赶在新年前购置这些大家电。

如今，趁着年终各种眼花缭乱的打折、优惠活动，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逐渐进入人们的年货清单：我们需要一台扫地机器人，新的一年能够减少父母在家务上的操劳；需要一台智能电视，让一家人能够在客厅欢聚；需要一台智能音箱，随时应答熊孩子们的奇思妙想；需要一块智能手表，一直监测家人的身体健康……

说到底，年货体现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需求，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需求也在经历变迁。年货，正是跟随需求的变化，一步一步地进阶。

不过，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身边那些天天喊着“内卷”“打工人”的年轻人，临近年关，似乎忙得更加密不透风了，要放一周假或者更长？快把这段时日要干的活通通都赶出来。

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这恐怕也算备年货的一种吧，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