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物艺术品收藏，虽然成形的学说很少见到，但在清末民初的前辈名家大师身上，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楚楚风范与高风亮节。他们对职业操守之敬奉、律己之严、自我完善境界之高远，的确是我辈后人高山仰止的。

当中国传统学术金石学从文人雅嗜个人爱好转向西方立场上的现代考古学学科构建（它很像从古代科举转向近代学堂的转型）之时，一切皆在混沌未知之中。既没有现成规则、也不知道如何建立规则。但先贤们却是以古代士大夫式的冰雪聪明澡雪精神，在为天下确立职业伦理与行业规范之前，先为自己立下十分严格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尤其是如何与自己所从事职业相处的鲜明价值观与专业规则。

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考古学刚刚进入中国并首先以田野考古方式令中国文物考古界眼界一新之时，及时提出了考古学家的三不禁令：

一，文物考古人不收藏古董古物

二，文物考古人不买卖古董古物

三，文物考古人不鉴定古董古物

以李济先生的威望与崇高地位，此令一出，群起响应，迅速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律条而受到严格遵奉。李济先生领导许多重大考古发掘，经手古物无数，但终其一生，他严格恪守自己订下的规矩，身无长物，私人生活起居中无一文物考古珍玩之物相随。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也严格尊奉这一原则：居室中无一片古瓷、无一枚古币、无一尊古青铜器作为哪怕是摆设——这是八十年代“文革”浩劫后文物考古界历经沧桑重新复苏之际，记者在夏鼐先生家中采访时亲身观察所得的结论。前后两代顶级权威大师薪火相传文脉相接的节操与风范，让我们敬佩之余，唯有自惭而已。读者诸公切须注意他们的身份：李济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夏鼐是建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头衔在考古界是货真价实的专业头牌身份。他们的率先垂范，令刚刚崛起的现代文物考古领域在开局之始风气为之一新！

为什么不收藏？因为自己就是发掘的主持者与执行者，无法向公众自证所藏文物是正当途径买来的还是考古现场私藏得来的。故为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割绝其间可能的想象以固守职业伦理，取信于天下，是最有良知的表现。

为什么不买卖？因为作为文物考古学研究，无论是田野考古还是博物馆文物收藏，都具有为专业树标杆、为学科立范例的文化目标与社会责任。一旦卷入商业买卖，斤斤计较于盈亏利益，则无心思从事科研也做不好学者。故为学必不从商，是这一行业的基本认知。

为什么不鉴定？因为一涉市场商业鉴定，必会卷入真伪是非的口舌之争，且文物古物在市场上动辄涉及金额巨大，一纸鉴定的进出可以相差几十几百万，市场搏杀利益诱惑太大，买卖双方拼死争取有利于自己的鉴定结论从而贿赂收买不择手段。对文物考古家而言，这是个风险极大而失节极易的雷区。当然，为馆藏文物定级或为考古发掘定性这些专业的、无利益的学术探索型公共行为，不属于“不鉴定”的范围。

以此来看今天文物考古界的混乱表现，不仅仅是物欲横流利欲薰心而已，知名鉴定家指鹿为马，笑话百出，为收高额鉴定费不惜自毁专业形象，甚至亲身投入文物买卖交易以专业知识优势坑蒙拐骗牟取暴利，变身为一个唯利是图的文物商而非复原有的学术品格，以此乱象再来看这“三不主义”，真可谓是未雨绸缪，预防在先，令人不得不佩服李济先生的睿智与先见之明也。

最近，才听说文博界终于下决心出台明文规定：禁止在编的鉴定人员对社会作商业鉴定以自律，此举大有必要。记得在2006年，浙江大学成立“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倡导高科技、艺术、人文三者结合的新鉴定方法，许多收藏爱好者都持所藏文物书画来求鉴定真伪，我当时明确要求：我们是做学术研究，坚决不涉社会性商业鉴定，一则为避免卷入不可测的商家利益纷争甚至陷入官司诉讼自坏名誉；二则也防止我们的研究人员为利益诱惑而心浮气燥无心学术。现在想来，这一思路或也可称有先见之明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