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苏格兰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大师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国导演王兵。这个对于中国观众略显陌生的名字，在异国他乡却已登上“大师”之位，他的纪录片代表作《黑金》和《铁西区》在电影节上放映，《铁西区》还在各大影展上频繁得奖，并在欧洲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

另一方面，随着蜘蛛侠与蝙蝠侠的票房大战拉开帷幕，国产保护月进入尾声，但作为国产片的一部分，纪录片的发行还在亦步亦趋，零公映量还在尴尬出现。

目前国内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基本选择直接将作品拿去海外电影节参展，墙内开花墙外香，有的作品甚至只能令导演自娱自乐。在国内偌大的电影产业中，纪录片颇有鸡肋的味道。

制作难 换不来可观钱途

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共生产16部纪录片，总投资约5亿元，总收入约7亿元，却没有一部通过票房收回成本。这样的境地，几乎把纪录片逼到了生存的夹缝。

去年年初，原生态鸟类纪录片《天赐》在北京与少数观众见面。导演孙宪说，他用了7年来拍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和团队蹲守在树上，用一个机位完成的。他哽咽说：“前几年，我曾经觉得这片子拍不下去了，全靠守岛的老大爷一直在支持我。”

一部《上访》，赵亮从1996年电影学院毕业后开始，一共花了12年时间，积累下来的素材长达400多个小时，光剪辑就用了两年。若拍摄纪录片要以票房为目的，那么十二年磨一剑这样的周期也未免长得太不计成本。

2011年，法国纪录片《海洋》在内地影院上映，还找来姜文做中文解说员。有姜文特色的旁白表现不俗，起码拉近了中国观众，但在票房上依然无法跟最普通的商业片相比。即使存在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就是这样》，票房能超过千万，纪录片在商业价值上的表现仍然缺乏吸引力。既然钱途渺茫，外行更需慎入。王兵说，“拍独立纪录片，跟拍主流片的人没法比，因为它无法给你带来那么多的物质财富。”

出路少 导演大多为圆梦

禁令多 发展突破都不易

在商业片如爆米花的年代，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纪录片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播出。在北京，有百老汇电影中心这样的艺术影院，或者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这样的文化沙龙上会放映纪录片，但这种地方数量很少，规模不大，不以赚取票房为首要目的，想从中收回投资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有记者经过调查后说，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便是“无视名利，只为理想”。

最近，纪录片在国内焕发出了色彩，《舌尖上的中国》功不可没，央视纪录片的销售额比去年激增50%。但电视纪录片的赢利和火爆，却对电影纪录片仍无效用。电影纪录片面临的“无市场，无资金，无渠道”的“三无”状况，令人望而却步。吴宇森、陈可辛这样的商业片大导演绝不会贸然涉足，即使是知名的导演，也只是为了圆梦。比如崔永元，花了8年时间、1.3亿元拍摄纪录片《我的抗战》，却要列一个30人的名单，挨个打电话去拉投资。32集的片子完成后，陷入了没有买家的困境，节目组一度停发工资。

在国外，纪录片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于民间基金，很多公共电视台、电影节也会提供资金。同时，播放平台有探索、国家地理、历史频道等，不但覆盖率广，收视也不错。反观国内，观众要看纪录片，就只能指望央视9套这一个平台。

相比国外纪录片的“顺产优生”，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说，除非是政府主导的项目，绝大部分纪录片在拍摄前都拿不到广电总局的拍摄许可证；而拍完之后，除非有电视台购买，否则根本没有通过公共渠道收回成本的可能性。纪录片导演们一致认为，因纪录片题材一般都选择直面社会问题，“准生证”太难拿。而突破不了“拍摄许可”和“公映许可”，又如何能借鉴国外的成功之道，去挖掘纪录片的商业潜质？

2010年，贾樟柯的《海上传奇》难得地在院线上映，共计4个城市80场，他笑称，“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无论如何，纪录片目前仍然需要很多人不计回报地奉献和投入，才能让未来更加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