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双浦和龙坞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开发，但是这里有青山绿水，家家都住着小别墅，户户都有小汽车，这样的环境和生活，令城里人羡慕不已”

袁长渭

1，

四十几年前的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现在的日子会有这么好过，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六十年前说的实现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按照这个标准，开一句玩笑，这个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实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周总理说，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严格意义上现在已经实现了。

作为钱塘泗乡人，工业化之前，国家税收主要依靠农业税，钱塘泗乡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标准的鱼米之乡，泗乡人颇为自豪。但是，随着钱塘江大桥建成，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业快速发展，钱塘江航运重要性大大下降，钱塘泗乡的地位随之下降。历朝历代，只要生活在运河边和钱塘江边，那里的百姓生活就会富足，凭借的是便捷的交通。历史上，钱塘江沿岸，泗乡有许多码头和渡口，下可以进杭城，上可以至桐庐富阳。二道桅杆、三道桅的木船，顺风时，从袁浦渡到南星桥也就不到一个小时。进一次城花的时间和现在也差不多，高峰时还是那时快，因为钱塘江里不会交通堵塞。

2，

从泗乡进杭城，走水路，西湖群山不是障碍，走陆路，要翻越起伏的九龙头，要翻越高高的牛坊岭，肩挑车拉的年代，陆路进城实在不容易。工业化脚步临近，人们的生活以城市为中心，西湖群山成了杭城和泗乡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大大增加后，吃饱肚子都成了大问题。农民产出的那一些粮食，先交公粮，也就是天经地义的农业税，然后要交余量，不管你家有没有多余粮食，都要求卖余量。大队里还要求交储备粮。这三种粮食交完后，分到每户人家的粮食，都不够吃了。

那时的城里人吃饭不用愁，工作机会多，他们有粮票，凭着购粮证和粮票去粮站购买粮食，不会饿肚子。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外出工作，除了自留地上产出一些蔬菜可以卖些钱，养鸡鸭生蛋卖些钱，养猪积攒一些，其他的，就是泗乡妇女编织杭州竹篮，到杭州城里卖给游客，其余几乎没有现铜板来源。相比而言，城里人有稳定的工作和工资收入。一个成年人有三四十元的工资收入，而一个成年农民一天的工分收入也就三四角钱，下雨下雪无法下田，没有收入，城乡差别实在太大。

3，

这城里人的活，农民没有资格干的，国家有户口制度规定，也就是城市居民户口和农民户口，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此，多少乡下农民子弟，为了跳农门，为了取得城市户口，付出了不知多少心血。

前段时间，微信都在转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中师范生的一些文章。实际上这些初中师范生是那个时代农村里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想跳农门，取得城市居民户口，十四五岁时，第一次跳农门的机会来了，要好好把握，本来是上顶级重点高中的料，为了眼前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只能率先考师范学校，大部分人一辈子做了小学老师。阴差阳错，这也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名师，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我干过多年的农活，生产队里赚过四年的工分，十五岁后，每到星期天和寒暑假就去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分就是三分多，劳动一天也就一角多钱。双抢劳动时工分是平时的三倍，劳动强度不知道大多少倍。天不亮就摸黑开始拔秧干活，烈日下，割稻种田，黄昏时，牛虻叮着脸和背。衣服没有盖住的部分身体都是乌黑的。河里洗个澡，田边柳荫下躺一会是最大的享受。每到饭前，肚子都是饿得咕咕叫，霉干菜下饭，一吃就是几大碗，难怪粮食不够吃。猪肉那是奢侈品，一年难得吃上几回，过年是个例外。

4，

乡下人进城，说话做事都要小心翼翼的，一不小心，就要遭到城里人的训斥。杭州城里人把我们乡下人叫做“go佬儿”，许多城里人都是带着鄙夷的眼神瞧我们乡下人的。为了这一声“go佬儿”，我还和504路公交车的售票员较了真。那是1991年的春天，周六上午，我们三位教师乘车进城，到求是小学的区教育局业余党校培训。18路车换乘4路车，4路车没有来，先开来了504路。先前，4路车可以用月票，504路车不能用月票。

就在我们乘车的前一天，杭州日报上说504路也能用月票了，我们也就上了504路，亮出了我们的月票。售票员用杭州话说：“你们脑子有没有毛病的？504路月票用不来的，你们去乘4路车。”

我急忙用袁浦话解释和责问说：“为啥不让我们乘坐？昨天的杭州日报刚刚登过，今天开始，504路车可以用月票了。”

售票员受到一个长得黝黑瘦小的乡下人的责问，感到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恼羞成怒，开始用杭州话发火骂人。

我眼冒金火，已经捏紧拳头。碍于大庭广众之下，又是一个女售票员，我还是一个人民教师，我尽力忍住了，咽下了这口气，但还是开口说了重话，“你这个售票员，根据你刚才骂人的话，按照我们袁浦人的脾气，我应该给立即给你吃几个巴掌!今天我不跟你计较，就买票吧!但你告诉我工号，我要到你们公司里去投诉你，你要为今天的言行负责，我会让你付出惨痛代价的。”

说完话，我就用一元八角钱买了三张车票。下车后就直奔龙翔桥公交公司总部二楼最东面的投诉室反映了今天的情况，并且出示了车票和月票。

但也不是全部城里人都是这样。1982年的国庆节，我和父亲拉着一车甘蔗到望江门附近沿街叫卖，我刚上大学，胸前还幼稚地别着一个杭州师范学院的校徽。一位买甘蔗的七十多岁的老杭州人，看着我的大学校徽，感慨说：“你们泗乡人真厉害，你是大学生吧！泗乡人重视教育，一个大学生还肯跟着父亲卖甘蔗，真当好！泗乡是个好地方！”老杭州人都把我们上泗人叫做泗乡人，特别是南星桥一带的人，与泗乡人相对应的就是萧山人和富阳人等。作为鱼米之乡的泗乡，乃钱塘县（杭县）的主要组成部分，老杭州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

5，

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后，郊区的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进入本世纪后，城市化的脚步到了钱塘泗乡。转塘的许多村社都拆迁了，有房子可以出租，合作社有分红。就业来说，城里乡下一个样，靠本事吃饭。虽然双浦和龙坞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开发，但是这里有青山绿水，家家都住着小别墅，户户都有小汽车，这样的环境和生活，令城里人羡慕不已。杭州拥江发展战略正在实施中，三江汇方案初定，距双浦开发的日子不远了，好日子正在等待双浦百姓。

大学毕业前，我讲的都是袁浦话，大学同学们叫我“袁家浦”；大学毕业后，走上了讲台，我讲的是袁浦腔的普通话，绝对不学杭州官话。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和老杭州人讲话时，可能也讲着杭州官话了。不管讲袁浦话、普通话还是杭州官话，乡下人是“go佬儿”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杭州现在是一个开放城市，四十年前的杭州城只有六七十万人口，也就十大城门以内讲着杭州官话，城门外都讲吴越方言。往上三代，都是农民。如果乡下人是“go佬儿”，那开放的、正在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杭州城就是由“go佬儿”们组成的了。这时的“go佬儿”应该理解成走出去闯荡世界的人们才对。

往事如梦，从前是梦想着跳出农门做城里人，现在都想跳回农门，做那“go佬儿”，那比从前跳农门更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了。